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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

1935年，在偽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佐佐木到一的指揮下，日偽軍發(fā)動了連續(xù)6個月“東南滿獨立大討伐”。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將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

5月29日，日本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交涉，并從東北調(diào)遣日軍入關(guān)，進行武力威脅。隨后，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國民黨政府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及平津的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等。

“國弱君愚則國破”，“心力與物力難濟”。7月6日何應欽正式復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所提各事均承諾之，史稱“何梅協(xié)定”。

《何梅協(xié)定》與幾乎同期的《秦土協(xié)定》為日本吞并中國華北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兩個協(xié)定實際上把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quán)奉送給日本。

日本帝國主義在迫使國民黨中央的勢力退出華北后，隨即積極策動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等華北五省的所謂的自治運動，企圖使華北五省成為“第二個東北”。12月18日，在北平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華北事變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要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的野心，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導地位，也使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急劇分化，形成以蔣介石為首的親美英派和以汪精衛(wèi)為首的親日派。

長征期間，1935年9月11日，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進入甘肅迭部縣俄界。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俄界召開。會議根據(jù)毛澤東報告和結(jié)論精神，通過了堅持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主張。

而此時的蔣介石，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guān)頭，依舊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他部署張學良帶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帶領的第十七路軍等20余萬兵力，全力“圍剿”中央紅軍。

“各個發(fā)展過程在其各個發(fā)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fā)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所有這些矛盾都有其特性。9月28日，毛澤東在改編后的陜甘支隊連以上干部大會上，作當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時，指出：日本侵略北方的嚴重性；避免向國民黨軍作戰(zhàn)等五方面問題。

“救國救民計，惟有自強國民心力之道乃首要綱領”。毛澤東在1935年12月23日起草的《中央關(guān)于軍事戰(zhàn)略問題的決議》中寫道：“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形勢之下”，1936年的總方針應該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zhàn)的力量”，“戰(zhàn)略的持久戰(zhàn)，戰(zhàn)役的速決戰(zhàn)，反對戰(zhàn)役持久戰(zhàn)，反對‘拚消耗’。”要有充分的休息訓練，反對無益的急，學習必要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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